养老院的午后格外宁静，阳光透过大窗，照在轮椅上，拉长了影子。我姓李，名叫建国，今年75岁。在外人看来，我是个条件不错的退休老人，享有丰厚的养老金，还有300多万元的积蓄，这些都是我年轻时做建材生意和出售老房子攒下的。照理说，我的晚年生活应该轻松惬意，享受家庭的温暖，但如今我却独自坐在距市区三十多公里的养老院里，过节时几乎不指望任何人来看望我。走到今天这一步，完全是由于人祸，而这人祸的根源正是我曾倾心相待的亲生儿子。

五年前，我的妻子因胃癌去世。她离开后，那套120平米的三居室变得极其空荡。我不会做饭，日常饮食就是挂面或去附近快餐店应付。我的儿子建斌在市里的私企担任部门经理，儿媳慧琴是中学教师，他们一家虽然收入拮据，却也算过得稳妥。72岁那年冬天，我半夜上厕所时滑了一跤，虽然没有摔断骨头，但腰部受伤让我感到极大的恐惧。躺在冰冷的瓷砖上，我意识到，如果我真摔得动不了，可能就没人知道我在这屋子里等死。

第二天，建斌赶来，看到我扶墙走路的狼狈模样，眼睛红了。他一把夺过我手里的扫把，带着心疼和埋怨说：“爸，您都这样了，何必逞强？搬来跟我住吧，慧琴也同意，我们会照顾您。”听到儿子的话，我的心一下子热了。妻子去世后，我第一次感到自己还有个家。于是，为了不拖累他们，也为了解决自己的后顾之忧，我私下把老房子挂上了中介出售。拿到全款时，我将300多万存款集中到一张银行卡里。

搬到儿子家的第一晚，慧琴为我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。建斌一边给我夹菜，孙子也在旁边要求我抱。屋内暖气充足，舒适惬意。酒过三巡，我突然做出了一个让我遗憾终生的决定。把银行卡从口袋中取出，推到饭桌中央。建斌和慧琴皆显得愣住。看着他们，我郑重其事地说：“这卡里有30多万，都是我的积蓄，未来的开销我来负责，不让你们的生活负担更重。”我心中满是自豪，希望他们明白，我不是个负担，而是个支撑者。

当时，建斌强烈拒绝，说接我来是出于孝心，不图钱。慧琴也劝我自己留着用。我执意要他们收下，最后还是慧琴说先替我保管存折。饭局其乐融融，我以为买到了安心的晚年，却不知道人性的贪婪一旦滋生，就像无底洞般难以填满。

起初的日子确实安逸。我每天去公园散步，顺便买菜，家庭的账单只要一来我就抢着交。慧琴待我客客气气，建斌下班后常陪我下棋。不久后，变化却悄然来临。几个月后的一天晚上，建斌在阳台上抽烟，心事重重。我询问他，他犹豫半天才说孙子即将升初中，校区太差，担心影响孩子未来。市中心的一所实验中学的房子需要150万首付款。他表示自责，愧疚于没有给孩子更好的条件。看着他痛苦的样子，我心情沉重，想着这钱早晚属于他们，不如现在拿出来帮忙。

第二天，我跟着他们去了售楼处，刷出了150万。看到收据的那一刻，慧琴感动得泪水夺眶而出，连声道谢，建斌也承诺未来一定会好好孝敬我。不到半年又传来消息，建斌想换车，理由是旧车经常坏，本来接送我回去看朋友不安全，我考虑后又给了30万。之后，慧琴的兄弟生意周转不灵，她在饭桌上哽咽请求，建斌也参与求情说只是借用，我心一软又给了50万。

不到两年的时间，我的存款从300多万降到不到60万。每一次的请求都有合理的理由和动听的承诺。我虽然心里开始有些不安，却安慰自己：肉烂在锅里，都是一家人，自己不帮他们谁帮他们呢？

有天下午，我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却感到胸口压着一块巨石，呼吸困难，随即觉得剧烈的疼痛，冷汗直流。我努力拨打建斌的电话，话未说出便晕了过去。醒来时我已躺在医院的ICU中，身上插满了管子。医生告知我得了急性心肌梗死，所幸送来及时，但接下来需要搭桥手术，加上进口支架和康复治疗，至少需要准备40万。我躺在病床上，心中清醒，想到卡里还有将近60万，足够治好我的病。